张行静，字锦壁，是红安县华家河镇张必贵村人。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兄弟两人，他排行老大，自幼跟随教私塾的祖父读书，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4年入武汉中学第二部学习，成为董必武的学生。

当时，流传在武汉中学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很多，张行静对此逐渐产生了兴趣，常常是手不释卷。一天，他得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每读一句，都用笔在旁边做上“O”的记号，并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值得一提的是，张行静使用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便是陈望道于1920年9月翻译，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印刷发行的那一版，目前在世只发现9本。张行静烈士牺牲后，此读本流落到红安县七里坪镇杨山乡上余家店村民余汝清手中，并于1958年9月捐给红安县革命博物馆。目前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马列主义的熏陶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与培养下，张行静思想进步很快，于进校的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中党的主要活动分子之一。

1926年夏，张行静被董必武派回黄安宣传革命，公开职业为教员，先后在二程区张杨家、张家冲（现属华家河镇）等地教书。与此同时，张行静还在本地和二程、高桥等区秘密发展共产党员。

1927年春，张行静调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参与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11月13日，他亲自率领家乡的乡农民协会纠察队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2月5日，黄安城在敌军的优势兵力合围下失守了。起义军突围后，被迫转往黄陂木兰山游击。敌人开始对起义区的军民进行反攻倒算。张行静，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黄安地区的影响很大，成为国民党通缉的重点对象，因此，他被组织派往天津从事秘密活动。1929年春，又被组织派回老家黄安县，参加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开辟革命根据地工作。就在他返回家乡途中，经过今大悟县河口镇附近的曾家院子时，被当地的“清乡团”发现，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押往了国民党黄安县的大牢。

消息传到家中，张行静的父亲张尔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东拼西凑了300块大洋，急忙赶到县城，欲打通关节，将儿子保出。国民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对张尔闾说：“你儿子是共党要人，无论多少钱也难以买走。他是读书人，知情达理，干什么不行，非要去共产？念他一时糊涂，又满腹经纶，给他指条路，只要他写篇《劈共论》登在报上，不仅立即释放，还可到我们县党部来做官。”

张行静听父亲转达了敌人的意思后，责怪父亲不该花钱去见国民党的旅长，更不该轻信敌人的花言巧语。他说：“伯，儿子不孝，连累了您和乡亲们！我参加共产党是对的，那么多的工农群众拥护共产党，还能错吗？要我写《劈共论》，背叛共产党，背叛工农，那才是罪过！”敌人见诱降失败，便对张行静使出了上压棍、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逼他写《劈共论》，退出共产党。张行静虽然受尽折磨，但仍宁死不屈。在狱中，张行静思念亲人，曾给妻子写了封信，并附诗一首：人在监牢意欲回，三更梦后见妻归。脚伸一醒仍在狱，泪淋衣湿异常悲。

中共黄安县委和鄂东北特委、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得知张行静入狱的消息后，决定由刘华山、高建斗和叶耐青率教导队到县城劫狱。5月17日凌晨2时许，教导队在潜伏在城内的两名共产党员的接应下，进入县城，但在接近监狱处时被敌人发觉，劫狱行动失败。敌人害怕了，定于5月18日处死张行静。临刑前敌人再次诱降说：“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如执迷不悟，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张行静凛然地说：“你们就不要再废话了，我临死前有四个要求：“一、给我备三斤酒，我要死得红光满面；二、我要修家书一封，让家人明白行静死得光明正大；三、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不要加害他人：四、我是共产党员，死前要呼口号。

刑场前，他挥笔为家人留下了一首断头诗：“人生一世万千差，继承光荣革命家。生不投降当叛逆，愿随先烈葬黄花。

张行静就义前的豪言壮语是他内心最真实、最直接的表白，记录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投身革命的高涨热情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体现了他最执着、最无私、最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失之不得，而且应该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