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聪是湖北省黄安县仙居区（今大悟县吕王镇）胡冲村三徐湾人。小时在本村读了几年私塾。1926年冬，在当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与伍应高等率本乡农民参加黄麻起义攻打黄安城的战斗。1929年春，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两个大队由柴山保南下，开辟仙居区一带的地方工作，拔除了熊家河、涂家湾民团据点，扩大武装割据的范围，使仙居区与先期成为黄安红色区域的七里、紫云等区连成一片。红军在仙居区打击反动武装期间，徐德聪带领吕王城一带的农民配合红军作战，为铲除地主武装作出了贡献。此后，他先后担任区农民委员会秘书、区苏维埃政府执委、中共区委委员兼秘书，参与领导仙居区分配土地和拥护红军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31年6月被黄安县委提拔为仙居区（后改称红安县第五区）区委书记。徐德聪在担任区委书记期间，他所在的区发生了一起轰动鄂豫皖根据地的事件，即“五区事件”。他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又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五区事件”是由根据地“肃反”扩大化而引发的。因此，有必要对“肃反”的背景作个简要的介绍。

1931年5月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南省光山县新集镇宣布成立。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已由交通员送到了鄂豫皖。根据《决议》精神，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武断地认为，鄂豫皖苏区“活动最大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5月24日，张国焘把他的判断写进《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8月初，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在红军后方医院破获了一个所谓的“AB团”的反革命组织。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些所谓“改组派”的县委、区委。张国焘认为鄂豫皖苏区“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而“反革命必然有一个中心组织”。恰在此时，在南下作战的红军中，也抓获前来进行反间计的特务。于是，中央分局决定在红军和地方开始大规模“肃反”。在“肃反”中又采取了逼供信的方式，并根据严刑逼供的材料，肆意抓人，使红军部队和各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很多同志遭到诬陷，其中也包括五区的一些干部。五区是黄安全县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在五区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中，政治保卫局在五区首先逮捕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祝凤阶和因工作关系与祝交往密切的区委、区苏维埃干部熊海峰、秦国珍等人，接着又抓走了10多名干部，进而捉到村党支部、村苏维埃政府一级。新提拔的干部，有的任职不足半月即被抓去杀掉。对此，当地干部群众疑惑不解，认为这些被“肃反”肃掉的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五区人，是革命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肃反”怎么肃到这些人身上来了？有的还说，被杀的人“有的是从民国十六年在农民运动中闯出来的，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毁了，亲人也被敌人杀光了，革了几年命，还说是个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不早就插了白旗吗？”“地主富农不革命，对党不满意，还说得过去，但有些人出身于雇农，掌握了政权，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有什么不满意呢？”“要是反革命，那么他们为什么革了很多反革命的命呢？”目睹在自己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批批遭到杀害，群众的心情异常沉痛。他们一致要求区委书记徐德聪等赶快写信向上级机关报告，恳求释放在押的同志。徐德聪的心又何尝不痛呢？早在黄安战役“围城打援”的战斗刚刚打响之际，县委的一位巡视员到五区检查拥护红军工作，徐德聪陪同他看了几个乡村。在去第三乡苏维埃政府驻地的路上，俩人说到“肃反”问题。巡视员仰面长叹，然后说：“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又难过‘肃反’关。”他对这样的“肃反”也表示不满，但又感到无奈。徐德聪装作不解，问其故。巡视员告诉徐德聪：陈定侯写文章主张改善工人生活，有人指责他破坏工农联盟，当反革命杀了。程翰香在大革命时期经中共黄安党团特支批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和郑位三、陈定侯一起，以应邀参加国民党改组训练班为名，到武汉寻找中共省委，请示工作，有人说他与国民党藕断丝连，是“改组派”，也抓去杀了。前些时又捉了曹学楷，说他在上海参加筹备全国苏维埃代表会期间，与一位身穿长褂的陌生人有接触，便怀疑他泄漏了共产党的机密，现在被关在英山县，估计也活不了多久。这几个人，徐德聪都很熟悉，因为他们都到五区做过革命宣传工作，是黄安革命的引导者和创始人，说他们是反革命，鬼也不信！巡视员走后，徐德聪在本区一次小范围的干部会上讲了这些事，大家都感到愤慨。干部群众都要求对这样的“肃反”予以制止。徐德聪知道，“肃反”造成这么大的声势，肯定有来头。上头的事咱们弄不明白，但五区的情况，谁也没有区委更清楚，写封信把群众的呼声反映上去，是完全应该的。于是，他在信中以委婉的语气提出：我们区调出去的干部很多，有的人一出来就被捉了，捉了以后也不知是否是反革命，不见回来。如果是反革命，我们要求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如果不是反革命，请将他们调回五区工作，我们都愿意为他们担保。

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收到徐德聪以五区群众名义所写的信后，认为事关重大，便迅速转报鄂豫皖省委和中央分局。张国焘等人不仅不对如此荒谬的“肃反”政策进行反省，反而诬指五区群众“是受了反革命的欺骗”，“要严加惩办”。于是派两支武装到五区监视干部群众，准备大肆逮捕所谓“改逆分子”。消息传来，五区的干部群众忍无可忍。他们一方面将干部送进深山老林，或安顿在可靠人家的夹墙中隐蔽：一方面约定以铜锣声为号令，集中赤卫军和其他地方武装八九百人，准备在政治保卫局下乡捉人时，武装保护党的干部。

1932年2月20日，县政治保卫局一行9人携带撇把子枪、棕绳到五区抓人。当他们从七里坪方向进入李朝洼后，即被站岗的赤卫军发现，马上有人鸣锣喊叫，边喊边撵，一直追到王家冲。这时，闻讯赶来的赤卫军和群众有好几百人，人们“呵火”喧天，将王家冲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喊：“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大家一拥而上，摘了保卫局人员的枪支，并将他们捆绑起来。这时徐德聪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伍应高等人赶到，说服群众还枪、松绑，把他们送到王家冲祠堂喝茶休息。徐德聪向他们解释，群众这样做是迫不得已，要他们回去将真实情况向上级汇报，迅速改变现行的“肃反”政策。

群众虽然被徐德聪、伍应高劝退，但余怒未消。他们在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吕王城刷标语、写传单。一夜之间，“保卫局必须把错抓的人放出来”、“红军赶快来搭救受苦的人”、“团结起来，警惕起来，反对保卫局到处乱抓乱杀”、“坚决拥护红军，扩大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遍布吕王城墙头。这就是当年人们传得沸沸扬扬的“五区事件”。

张国焘接到情报后大发雷霆，说五区“反了”，于是采取压制手段，派彭杨军政学校学兵连协助保卫局到五区“肃反”。3月8日，保卫局在吕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63名区乡干部和个别群众扣上“改组派”、“反革命暴乱分子”的罪名，一次杀害。据几位现场目击者后来回忆，临行刑前，徐德聪见刑场上保卫局人员一反常规，准备用枪行刑时，恳切地对他们说：“今天我们难免一死，但我们的心是红的。临死前，我请求你们把枪收起来，就用刀砍吧，省下这些子弹说不定可以消灭几十个敌人！”徐德聪的话得到63名准备受刑的共产党员的响应。这种含冤不怨党，到死不忘杀敌的精神，既是这63位红安的共产党人对张国焘“左倾”肃反错误的不妥协，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党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场的人，无不为此而流泪。新中国成立后，在吕王城“肃反”错杀的革命干部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五区事件”事实上已平反昭雪。徐德聪烈士的肖像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展示。和许许多多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一样，他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