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汝烈士是武汉市黄陂区潘家堰湾人。他于1924年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在董老的教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他立志改造社会，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革命事业。正如他读书期间写的一首自勉诗：

尧天舜日事经过，

世态崎岖要整磨。

不肯昏庸同草木，

愿输血汗改山河。

1927年夏，潘忠汝黄埔军校结业后，被组织派到黄安县警察局任军事教练。数月后，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了革命，大量的反动军政人员到黄安“清党”，企图收编农民武装，镇压革命运动。白色恐怖下，中共黄安县委少数领导人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主张交枪散伙，各谋生路。针对这种言行，潘忠汝慷慨陈词：“交枪等于交命，散伙就是投降。”县委在潘忠汝等多数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终于排除了党丙右倾错误，粉碎了国民党收编诱降的阴谋，使黄安县在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月下旬，潘忠汝奉县委的指示，化装去汉，寻找上级党的组织。党指示他留黄安坚持斗争，任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7月30日，当他离汉赴任途经家乡时，不幸病倒在家中，一连数日不能起床。但他想到自己身负党的重任，未等病愈，便毅然决定启程。父母和妻子再三挽留，潘忠汝对他们作了耐心的说服。面对着新婚不久的娇妻，他说：“我的事不也像你们纺线织布一样重要吗？你的事是为了家人吃饭，我的事是为了大多数人吃饭，甚至比吃饭更重要。”分别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块银元交给妻子，动情地说：“我有紧急任务，不能在家侍奉二老，往后家中的一切，全凭你照料。”“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等候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说罢，迈着踉跄的步子离开了家乡与亲人。值得一提的是，潘忠汝的妻子一直舍不得花掉这块银元，于1979年捐献给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到任后，他着重抓的就是自卫队的纪律，重申黄安县委颁布的《农民自卫军纪律条例》，特别强调说：“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是革命军人的天职，达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丧失了战斗力。”在他的教育与培养下，这支队伍纪律严明，能攻善守，成为后来黄麻起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共黄麻特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宣布成立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潘忠汝被任命为起义总指挥。11月13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近三万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夜之间夺取黄安城。嗣后，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在黄安县校场岗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根据省委指示，两县自卫军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据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考证，这支部队就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几十年后，当年参加校场岗阅兵的吴先恩、吴世安、程启光、梁业忠等黄麻起义老战士仍能清楚地记起当年阅兵时的潘总指挥。

当时，潘忠汝大步登上主席台，挥动着粗壮的手臂，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很像一支革命队伍！”大家高兴得一起鼓掌。他又指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大声说：“别看我们穿的是农装，拿的是‘土货’，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把那些‘广人’‘广货’收拾掉！”停了一下，他抬手指点着黄安城，继续说：“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县，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我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革命队伍！”

12月5日夜，驻麻城宋埠镇的国民党第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奔袭黄安。是日，鄂东军从河口打土匪刚回，由于连日作战，无休整之机，部队非常疲劳，加之侦探消息不准确，误为“土匪来犯”，遂据城固守。晚12时，敌人集中火力，强攻南门。潘忠汝和吴光浩、戴克敏当即决定：“冲出县城，转至七里坪！”为了多救出一些人，潘忠汝先后六进七出黄安城。当他第七次掩护战友向外冲杀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顿时血流如注，肠子冒了出来。他推开前来抢救的战士，用一只手托住冒出来的肠子，一边挥刀砍杀敌人，一边大声地呼喊着：“同志们！为保卫我们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为革命的胜利，冲啊！”最后终因失血过多，一头栽倒在地上。几个战士飞步上前，将他背起，冲出了城门。行至黄安县七里区潭畈河时，当地有名的老中医赶来抢救。因其伤势严重，伤情仍无法得到控制。牺牲前，潘忠汝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吴光浩和身边的同志们断断续续地说：“我......我不行了，你们把队伍带到七里坪集合，一定......要......要保存、发展这支革命......队伍......”潘忠汝以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实践了他“愿输血汗改山河”的初心。

潘忠汝牺牲后，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没有辜负烈士的遗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率领部队转战大别山，使这支倾注着总指挥潘忠汝心血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