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在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工作的詹才芳。胸前佩戴的是该所徽章。

我是一九二六年认识董老的，并在他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在以后几十年中，我多次见到董老，直接聆听他的亲切教诲，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一)

一九二六年春，我因家境越来越坏，只得离开家乡黄安县，到武昌谋生。每天挑水沿街叫卖，所得几个铜板总也填不饱肚皮。当时，我借住在黄安学舍，那里住着本县的一批进步青年，大部分是董老师的学生。我跟他们相处很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家乡的农民运动，谈广东、湖南的革命形势，骂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盼望北伐军早日打到武汉来。

这年十月，北伐军攻占了武汉，工农革命运动在武汉蓬勃开展起来。那时，我曾想到工厂去当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后来，我熟识的一位共产党员余则贤对我说：为了培养干部，发展革命，董老师在筹备一个党义研究所(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需要人手帮忙，愿意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在家乡的时候，我就听别人说过，董老师很早就从事革命活动，近几年又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在黄安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农民成立秘密农会，领导穷人闹翻身。自己能够在这位革命前辈领导下工作，自然十分高兴，我很快就去报到了。

党义研究所设在武昌蛇山附近一所停办了的学校校舍里。进大门有两排平房，是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宿舍，学员宿舍在后面院子里。我报到以后，分配在事务处工作。我们工作人员每人发给一枚桃形金属徽章，当我把它佩在胸前时，心情十分激动，心想：现在走上革命道路了，一定跟着共产党好好干，为工农打天下。

党义研究所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学，董老师亲自担任所长。所里设有政治、军事两大课程。政治课主要讲国内革命形势，工农革命运动，还讲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奋斗目标。李汉俊、钱介磐、恽代英等都来讲课。董老师当时兼任几个职务，工作再忙，也坚持每周讲一两次课。

研究所开办的时候，正值湖北农民运动兴起，一些土豪劣绅在农村呆不住，有的就跑到武汉躲起来。国民党右派分子大肆诬蔑农民运动搞糟了。驻武汉北伐军里的一些右派军官也唱同一个调子，甚至阻止工人纠察队、农协会员搜捕土豪劣绅。董老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叫我们也去参加抓土豪的斗争。当时，我们有点担心，怕和右派军人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董老说：打击土豪劣绅嘛，闹得天翻地覆也没关系。说得大家信心十足，劲头倍增。那时，我是个十几岁的小青年，干这事特别来劲，每次都积极参加。我们白天穿着便衣，把土豪劣绅躲藏的地方侦察清楚，晚上去抓。有好几次，我们抓到土豪后，遇到右派军官的阻拦，都是董老派人来交涉，把他们赶走的。我们也抓过几个由黄安逃出的大土豪，这些家伙都是称霸一方的“土皇帝”，也在我们的枪口下发抖，对我这个穷孩子象捣蒜似地叩头。我真正体验到董老师讲的道理千真万确，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能彻底解放。

董老师那时担任几个领导职务，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对群众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给大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经常来往武昌、汉口之间处理公事，很多工人、市民都认识他。每逢董老师乘坐省政府自备的轮船过江时，总有一批要过江的工人、市民跟着上来，搭乘便船，他每次都和颜悦色地招呼大家注意安全。有时董老师到党义研究所讲课，到了开饭时间，就和学员吃一样的饭菜，从来不让另外为他做菜。董老师每月都要从他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接济贫困的学生。可是，他家里设备简陋，生活朴素。他家的伙食还不如我们研究所学员的伙食。

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公开叛变革命，我们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义研究所也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被迫解散。在情势危急的日子里，董老师坚毅沉着，到研究所来布置学员和工作人员撤退；还分别找一些同志谈话，指出今后斗争的方向。他对学员们说：现在蒋介石反动，汪精卫也反动，他们使用了各种残酷手段，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使我们党遭受严重损失，革命进入了困难时期。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大家回到各地去以后， 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坚决站在工农群众一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要不怕苦，不怕掉脑壳，将革命进行到底。自从那次和董老师分别后，我同一些学员回到黄安，投身农民运动的队伍，参加了黄麻起义的斗争。

(二)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七年春，我和红四方面军很多干部一道来到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延安，我见到了董老，才知道他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十年阔别，董老比当年在武汉时显得苍老一些了；但他坚毅睿智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还是跟原来那样。他穿一身土布衣服，一双破棉鞋、布袜子。一见面他就关心地询问起我十年来的情况，问武汉时期一些同志的下落。当我谈到长征期间我在红三十一军工作时，董老哈哈一笑，对我开玩笑地说：那时候你们那里马多，我不知道你在那里，不然可以向你要一匹。原来，过草地时董老的马死了，后来他自己不让补充，和年轻的同志一样步行，走过了这艰难的路程。董老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那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董老参加了， 廖承志、朱光、王建安、周纯金等红四方面军在延安的军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后，我多次到董老那里去，董老对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大革命时期他就反对农民运动，调子高得很，好象就他最革命，实际上给右派帮大忙。

董老说：中国革命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我们要从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使自己在复杂斗争中保持清醒头脑，能够明辨是非，维护和坚持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那时候，我在抗大学哲学，听毛主席讲矛盾论、实践论，还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我碰到不少难题，经常到董老那里请教。董老学贯中西、知古通今，对马列主义理论有精湛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更是根柢很深。每逢我请教什么问题，他总是侃侃而谈，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问题剖析得明白透彻。每次我都聚精会神，听得入神，很受教益。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董老多次对我谈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和我们党的斗争策略。他说：现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了头等大事。形势变了，党的斗争策略也要随之变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思想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做好革命工作。

董老说：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你们到了前线，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发动、依靠群众，壮大我们的队伍。同时也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讲究政策，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战的人士，孤立和打击顽固分子。

董老还一再叮嘱：你们到敌后单独开辟工作，一定要服从上级领导，尊重地方党委，多听取群众意见，千万不能闹独立性。

一九三八年秋，我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我去向董老告别时，他又叮嘱我一些话。董老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身体健康，经常打胜仗！

( 三 )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们纵队参加了解放锦州、营口、天津的战斗，以后驻在霸县。后来听说党中央迁到了北平。我想，董老也一定来了。霸县离北平虽不远，但当时部队忙于整顿，我未能去看望董老，就写了封信去问候他。

不久，收到了董老的回信，在六、七页信纸上，写满了我所熟悉的苍劲字体，充满了我所熟悉的亲切语气。董老鼓励我们要乘胜前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彻底解放全中国。

信上还说：部队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把战斗力提得高高的。 过去我们长征，从南打到北，部队有些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现在，你们又从北打到南，也会出现很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认真解决，为南下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董老在信中还特别提醒我说：要好好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现在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到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学会搞经济建设。你们部队南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工作要适应新解放区的特点，注意遵守城市政策，外交政策，遵守群众纪律。

董老的这些教导是多么重要、多么及时啊。在革命形势大转变的时刻，他又一次谆谆教导我要认清形势，适应形势，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