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从辛亥年武昌首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数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董老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功勋，将永远载在中国革命的史册里。

我们有幸在董老身边工作过，缅怀他的革命实践，遐想联翩，更增加对他的无限怀念！

揭露敌人教育朋友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国民党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的白区工作面临着无法言说的困难。有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离重庆回延安，南方局的工作全由董老担起来。那时，他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他始终站在前卫，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一九四〇年春，朱怀冰事件突发，国民党报纸反咬一口，无耻地对我们横加诬蔑，推卸自己制造内战的罪责。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密如蛛网，真实情况遭到极严密的封锁。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弥天大谎，董老亲自书写许多封信，叫我们分别送到沈钧儒、郭沫若以及当时在重庆的许多党外爱国民主人士的手中。我们临出发前，董老又一个一个的交代任务，应该把那些事情说清楚，一再叮嘱不要遗漏，不要有浮华不实之词，要如实地反映真相。此外，董老还亲自登门找这些人士做工作。当时我们的交通工具很困难，重庆市道路又坎坷不平。办事处只有华侨送给八路军的一辆汽车，已年久失修，破旧不堪，董老坐着它颠颠簸簸地去登门拜访，以说明事件真相，宣传党的政策，传达中央的指示。他常常一去一回数小时，不仅十分疲劳，而且得饿着肚子，董老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的。

在重庆时，董老同郭沫若同志相互寄赠过不少各自写的痛贬时弊、发抒爱国情怀的诗篇。可是，邮寄不出去，交“小鬼”送则有挨打的可能，都是由董老分派我们一封一封地送去送来的。

为了贯彻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广泛开展党的统战工作，董老时时嘱咐我们要“勤于交友，勤于业务，勤于学习”，用交朋友的办法来突破国民党的反革命控制，扩大党的力量。并且教导我们，同朋友来往，要学会用群众的语言，说得明白易懂，生动活泼，不要开口闭口党八股、公式化。

要尊重党外行政领导

在“三反”运动中，政法机关中有的同志，有时疏于向党外领导请示汇报。董老知道这一情况后，认为应该对干部进行教育，他亲自到彭真同志家中，同彭真同志商量解决办法，决定召开党组会进行教育。彭真同志则先向我们打招呼，使我们精神上有所准备。彭真同志写了一纸便条指出：“我们在各部委的工作同志，关于本单位政府工作中的问题，对党外行政首长，应协商者必须协商，应报告请示者，必须报告请示，这是一条必须经常注意的原则。”董老也在这便条上批注：“彭真同志的意见很对，我曾面与于彤同志谈过，关于行政方面的事，都要与在行政上负责的人商量办，其意见与彭真同志的指示完全一致，希在党内把这些观点弄清楚。”接着召开了党组会，董老和彭真同志对我们的错误给予了极严肃的批评，以具体的现实材料，对我们进行了一次极为深刻的统战思想教育。

有一次，董老把准备在一个会议上作报告的讲稿，要我们送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董老还交代，如果有的人年纪太大，或工作很忙，写书面意见不方便的，则要我们分别拜谒，记回意见来。有几位同志在原稿上提了些修改意见，董老看后对于彤说：“修改意见我仔细看过两次，绝大多数都可采用。”记得张奚若同志在一句话上改了一个字，他看后还说：“你看这不是一字之师吗？”董老在工作中向来尊重党外人士，从来不搞“一言堂”。有一次，政法委员会机关搬家，董老也要我们分别向各位行政首长征询可否。就连政法学会筹备会什么时间开会好，他也嘱咐我们分别征求谢老、沈老和张志让同志的意见。董老处处民主，对人尊重，总是想到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以发挥其积极性，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尽其才。

董老在统战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对人挚直恳切，肝胆照人。他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又不迁就唯诺；在有的问题上争执得很热烈，但是以理服人。有时虽言语直率，但诚恳纯朴，人多不以为意。有一次，董老为了一个问题同沈钧儒同志争论，但沈老临走时，对于彤说：还是董老说得对。类似的情况在他与其他同志之间还有不少。

董老时刻记着党外朋友，就连住房子，他也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做统战工作。北京解放后，董老住在东城锡拉胡同，房子不大，办公室只有十四五平方米，会客室多来几个客人就不能回旋。有一次苏联驻我国大使罗申要来董老家中拜会他，没有办法只得布置在机关会客室接待这位大使。管理机关事务的同志要董老搬进中南海，他总是一再婉言辞谢。最后一次来催他搬家，词意殷切，董老仍不同意。等这位同志刚一出门，董老就对我们说：我若搬进中南海，原重庆、上海时期往来的许多老朋友，要找我就不是现在这样方便了，这对工作是不利的。总理工作很忙，在统战工作方面我能分担一些劳累的，就应该多分担一些。在数十年中，董老处处以身作则，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社会上各阶层进步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战斗。

执法铁面无情

开国后，董老在法学工作的理论建设和司法工作的组织建设上，曾付出过极辛勤的劳动，贡献过极可贵的意见。他努力宣传，一贯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一向坚持的许多原理原则，仍反映在现在制定的若干法典中；他的许多观点、言论，我们至今还在反复学习，交相传颂。

河北省有一个专员，因三角恋爱关系，枪杀了女方，河北省法院判决后送最高法院审批。董老认为原判违背了我们的法制精神，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指示他们要依法重新判处。他强调指出，法律必须人人遵守，任何人不得例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共产党员或高级干部更没有非法杀人的权利。遵守法律就是尊重党的意志和工人阶级的意志，如果不认真执行，纸写墨载，成为具文，就会损伤党和国家的威信。高级干部非法杀人，尤其不可宽恕。在董老主持下，这一案件被重新判决，党纪国法得到正确执行，正义得到伸张。

董老在原则问题上很严肃认真，决不拿原则徇私情。解放初期，邵力子同志请董老给一个姓孙的人安排工作。到镇反运动时，群众揭发孙某在解放前作专员时，有严重犯罪行为。董老得知此事后，一面令我们电告当地司法机关必须依法处理，一面叫我们去找邵征询意见，最后孙某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司法改革期间，接到原平原省某县群众检举该县法院一个审判员违法乱纪的油印传单。董老看后，对我们说：执法枉法，害处极大，如不严肃处理不能整肃官箴，但事实真假怎样，必须调查清楚。遂令组织小型调查组，驰赴现场，会同当地有关机关切实调查清楚。经过调查，原来这个审判人员，是从国民党政府接收下来的旧法制人员，参加我们的工作后，旧性不改，他的违法行为严重得骇人听闻。我们依靠群众搬掉了压在群众头上的这块石头，惩办了这个败类。董老对于案件的处理，力求实事求是，严防草率，对人命攸关的大事，更特别郑重。有一次接到原东北大区判处一个干部死刑的电报，但电文不详，不好决定。董老就叫我们立刻用长途电话通知东北司法部，要他们暂缓执行，同时派出专人去沈阳调查，核实无误之后，才给以正式答复。董老就此事曾告诫我们：“从历史经验看，多杀人后果并不好，错杀人更是极大的错误，国民党草菅人命，就是我们的反面教员。”董老在司法事务中，执法必严，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处理必以事实作根据，用法严允公正，不纵不枉。

“再忙，也要抽时间学习”

在重庆时期，不论工作如何繁忙，董老从不放松我们的学习。他同周恩来同志经常在紧张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给我们上课，讲党的历史和联共党史结束语。他们是建党的老一辈，党内路线斗争都亲身经历过，与党的一些活动家以及为党的事业牺牲了的烈士们，都是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他们以深湛的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亲身的战斗历程，讲课既有生动的事实，又有理论的高度，深入浅出，令人听来不知疲倦。除讲课之外，还有考试，常在上课时提出问题，指定听讲的人当面作回答，以帮助大家理解记忆。

在红岩，周总理和董老还将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每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我们也戏称为“双周座谈会”。会前指定从事各种工作的同志，就业务范围——如时事、政治、历史、国际问题、军事问题等，准备专题报告，在座谈会上演讲。每半年举行一次考试，答得好的，在壁报上登出来。有时也请一些专家来作报告。如郭沫若、翦伯赞等同志，都在红岩给我们作过报告。

除了组织集体学习之外，他对我们个人的自学也常加督促。有一次他就督促我说：“子正，再忙，也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忘记，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呵！一天能读三页五页书都是好的，学贵专心致志，学贵有恒。”董老对其他同志也常督促教育。伍权奎、李文学同志当时是“红小鬼”，董老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读书识字，进而教他们写日记、笔记，写壁报，并且一篇一篇的亲自为他们修改。这样的领导，真是象严师慈父一般呵！

在国民党制造反共高潮时期，董老和南方局的领导，为了保全革命同志，减少党的损失，常举行学习会或请专人来作报告，介绍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情况，教我们如何识破特务的苦肉计、美人计，软磨硬敲等阴谋诡计。董老尤其着重于培养我们的共产主义气节和对敌斗争的策略，教育我们一旦被捕，如何面对面的同敌特作斗争。

当年董老已是五六十岁的高龄了，但他为了工作和学习的需要，还孜孜不倦的学英文，之后又兼学俄文，一有疑难，就毫无难色地向外文好的青年同志求解答。他在学习外文时，很认真，曾亲自写过很多卡片。由于董老刻苦自学，很快就能阅读外文书报和外文材料了。

关心他人无微不至

有一次，子正从外地回到曾家岩，向他汇报。见到他时，夜已深了，他还在审阅《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他抬起头来说：“回来啦！路上很累吗？在椅子上躺一下，这篇社论明天见报，我得赶急送回报馆，等我弄完了再说。”社论送走后，已是清晨三点多钟，我们一谈就谈到东方大白。这时他还问起吃饭和洗澡等事，并亲自去张罗这些琐事去了。董老为党的工作呕心沥血，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却又爱护备至！

在红岩，董老常与党外人士晤谈到深夜，董老担心他们的安全，担心特务在路上暗害他们，总是派人派车把他们送回家。当时国民党的特务象蚂蚁一样包围着红岩和曾家岩。红岩的大门口即当时的国民党参政会，就设有特务机关；曾家岩住地的街对面和楼下，也是特务机关，人员进出稍不当心，就可能落入魔爪。

我们因事要外出工作，董老规定，一定要两人一道去。假使某同志到了应该回机关的时候还未回来，或者在夜间回来，他总是派人到曾家岩的路上或化龙桥的马车站，去等候我们的平安归来。有一次子正到成都去工作，临别前董老看到子正脚上的皮鞋相当破烂，就拿出他的一双新皮鞋来，要子正换上。第二天清晨，子正从红岩出发，董老担心下山的路上出危险，又亲自用车送子正，到临江门一个急转弯处，他急忙打开车门让子正下车，又继续驱车而去，以引开敌特的视线和跟踪，掩护子正安全上路。最令人难忘的是，就在那下山的一瞬间，董老在车上还谆谆教导子正：“昨天恩来同志对你讲的，出污泥而不染这个话，你要好好的领会，好好的记着。”由于子正这次去的地方，接触的人很复杂，董老在临别前又将这一教导提醒子正，这是多么语重心长呀！

在红岩时，每人一天一钱油，五分盐，大锅饭，恩来同志和董老以及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同大家坐在一个桌上用膳。为了照顾负责同志们的健康，有时桌上添一个菜，也不外是炒几个鸡蛋或一盘炒菜而已。每逢节日，董老和南方局的机关党组织，总要把干部组织起来“帮厨”，洗菜做饭。恩来同志和董老也都来参加，让炊事班的同志休息。

对于群众纪律，董老是严格遵守的。红岩近邻是一个“大有农场”，种有许多瓜果。有一天，子正的五岁的孩子在农场路边打了两个桃子，董老知道后，立即叫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同子正一道带着孩子登门道歉，照价赔偿。

董老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精湛的理论知识，但他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对平辈如此，对在他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也莫不如此。这是很难能可贵，也是令我们时刻想念的。他亲手写的文稿，交我们办理打印封发时，常附来便条：“拟稿已草出，请你们再研究，理由是否充分，文字是否通顺，措词是否妥当？”有一次，他将草拟的一份报告，交给我们提意见，于彤仅提了一点文字上修改的小建议，董老听后，拿着文稿忙着办别的事去了。当日午夜，原稿派人送来了，附来便条：“你们感觉别扭的两句话，我仔细想了一下，是有点别扭，应当改一下，拟改为……，请根据原稿再校改一遍……。”他是多么虚心，又是多么认真啊！

董老虽已离开了我们，但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