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董必武（左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发生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九月下旬，我由西安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到太原。正好是平型关大胜利的第二天，在太原分手时，周副主席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大本营领取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的印鉴(即公章)送回延安；二是途中去武昌通过湖北地下党找到董必武同志，由我护送董老去南京。

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批党的负责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先后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只有挑选那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阅历较广并有一定的社会名望和影响、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工作经验、革命立场坚定的老辈人，才能把握住全盘工作，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化。董老正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合适人选。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到日本、苏俄学习过；既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又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亲身参加者。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我党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熟悉国民党的情况，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也熟悉我党和工农运动的情况，特别是对湖北省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党中央决定董老从秘密的地下工作转到公开的合法工作，以公开的身份进行统战工作。

九月底，我到武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武昌秘密找到了董老， 并立即护送董老到了南京。董老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代表团代表。从这时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董老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搞统一战线工作，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董老不仅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我党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董老身边的日子里，他那崇高的品质，忘我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有几件感人的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永铭不忘。

一九三七年秋，董老秘密地从延安去湖北，经西安时要换换装，要打扮得象国民党统治区的绅士模样。当时的绅士，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袍褂有丝绸的，有一般布料的。礼帽也分几等，上等的十多元钱一顶。那时有点名望的开明绅士都是穿丝绸长袍马褂，戴上等礼帽，一般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戴中等礼帽。我想，董老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这次出来搞统战工作，要和各界社会名人打交道，找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做工作；有时还要和外国的使者、记者谈话，总得穿戴得象个样子，虽说不要特殊，但起码也得和这些工作对象相配。可是，我上街采购时，董老给我规定：只给他买一顶三块多钱的礼帽，一双最普通的皮鞋。我说：这怎么行呢？共产党不应该比国民党低贱。董老却郑重地说：南章，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出来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和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情景。我们也不是要做“长命”绅士，只要扮演一个“舞台”绅士，穿戴得象个绅士样子上台应付应付就行了，下台后谁还穿它呀！买这么好的长袍马褂、礼帽、皮鞋，不是浪费吗？！董老这么一说，把我给逗乐了，我说：演员穿戴才好哩！董老说：我是个特殊演员嘛！不能和那帮国民党官员混同一般。“特殊演员”不特殊。董老穿着深灰色或浅蓝色的布长袍，黑色的布马褂，戴着最便宜的一顶礼帽，脚登一双最普通的皮鞋，闯街过府，叱咤风云，演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

董老从汉口去南京，是乘坐长江客轮。我担负警卫的责任，从保证首长的安全着想，本打算买一个包间，两人一房的一等或二等船票。董老不同意，对我说：就买普通的船舱票，跟老百姓在一起好些。结果我们买了两张普通的船票。在船上吃饭，董老从不要单独炒菜，而是跟群众一样吃“份饭”，一人一份的普遍饭菜。

到南京后，董老的工作担子十分繁重。那时，董老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生活又很艰苦，真担心会把他的身体搞垮。我想给他买点奶粉，等董老晚上工作到深夜时，可以用水冲着喝。董老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买。后来我偷偷地买了一包饼干放在他的桌子上，吃点也方便。董老连这也把我好好地批评了一顿，说：你们还是节省点好吗？以后不必去买了。

董老自己不要任何特殊照顾，更拒绝给予他的家属以任何“特殊”待遇。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董老住在武汉“八办”楼上，身边有个刚满周岁的小孩，常要喝点开水。我看他用点热水，都要上下楼，很不方便，就准备给他买一个热水瓶。董老坚决不让买。还说：南章呀，怎么你的脑子里装的不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而老是盯在我身上呢？我不服气地说：买个热水瓶也花不了几个钱，把你上下楼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不是挣回来了吗？董老笑着说：你还有根据啦，好吧，要买就买一个黑铁壶。谁知这个铁壶竟闯下了大祸。有一天，铁壶里正装满了开水，董老那才满周岁的孩子刚刚学会走路。又没有雇保姆照看，他走到黑铁壶边用小手将一壶开水推倒了，孩子也跌倒在地板上，小屁股和脚上都烫起了大泡。

我看了很不好受，对董老说：这就是不让买热水瓶的结果，热水 瓶可放在桌子上，就不会出这事了。董老说：小孩好动，要是买了热水瓶，他把热水瓶弄倒了，说不定还要从头烫到脚哩！

董老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又是我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七参政员之一。他身居高位，又是活动在南京、武汉、重庆这样的大都市里，可是他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就是规定给他的待遇，他也往往不要，而给自己定了一个低的生活标准。他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很可观的参政员的薪俸，他自己不用，都交给了组织。当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有两辆小汽车，他也很少用。要出外访问、开会，他总是坐一辆人力车(是自用黄包车)。我们工作人员看着很不过意，劝董老说：你还是坐汽车吧，行动快些，坐人力车速度慢，又不安全。再说，到国民党那些大官那里去也怕有不合适。董老总是说：不必啦，我是国民参政员，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坐这车去，国民党的大官也不会把我撵出来的，小汽车还是让其他的负责同志用吧。有时董老连人力车也不坐，步行出访，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日常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董老总是首先想着延安同志们的生活，想着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总是从节约出发，要我拣最便宜的买。当时董老担负的工作，极需要有一块手表，以便掌握时间，我刚向董老提出这个建议，董老就不同意。我找了一条理由说：你经常要同国民党官员、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开会谈话，没有手表掌握时间会耽误工作的。这样才说服董老同意买一块怀表。这种表又大又响，又叫“火车表”,只花了一块多钱。董老很高兴地说：这就很好，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钟快了我晚点去，钟慢了我早一点去，不就调对了吗。董老办公用的纸、笔、墨，也很注意节约。一张纸正面写满了又用反面写，毛笔写秃了，用剪刀修修再用。董老用的洗脸毛巾是买的又薄又小的，香皂是角把多钱一块的“力士皂”，他从不让我们多花一分钱。他常说：我们要从节约一分钱、一厘钱着手，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贡献。在董老身上处处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为我们作出了学习的榜样。

有时，他看到我们有的同志不注意节约，总是耐心地对我们进行教育。办事处有一位青年人，买了一件生丝汗衫，董老看见后用亲切的口吻批评说：你们青年人就是不会买东西，这种衣服断了一根丝，其他的地方也就很快花了。一出汗又紧紧地贴在身上，不吸汗水，有什么好呀!买纱线的汗衫不是又便宜又实用吗？董老还恳切地教育我们：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党我军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目前解放区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党中央、毛主席还每天吃黑豆、小米饭，这种黑豆硬得很，要先用小铁锤打碎后，才能煮熟吃。因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党的困难和解放区人民的困难。

董老对自己如此克己奉公，对同志却象慈母一样关怀备至。当时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周副主席、董老和叶帅，工作是那样紧张繁忙，还时刻关心办事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经常问寒问暖，了解工作学习情况。有一天，炊事员小陈同志着凉而生病了，董老亲自过问：给炊事员看病了吗？吃药了吗？做点挂面辣椒汤发汗等。有一天晚上，童小鹏同志出去不小心摔倒了，头被撞破一块。第二天，董老知道后忙问伤势如何，并亲自去看望。

对于搞秘密地下工作的同志，董老更是特别关心，当他们遇到危险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加以保护。董老对我们说：地下党的同志们是在敌人的刀丛剑棘中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故人不择手段地想搞掉他们。他们处境复杂，斗争艰难，为了党的工作受尽了痛苦和凌辱，还要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在敌人的窠穴里没有被搞掉，到了办事处，我们一定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他们。因此，每一个地下党的同志和从敌区跑过来的同志，董老都要亲自接谈，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并周密地研讨如何摆脱特务的跟踪，如何才能安全地把他们送到应该去的地方。一九四七年初，中原军区处在最困难的岁月，张体学、赵辛初同志秘密转移到南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董老得知后，亲自交代我说：南章同志，你亲自去办理一下，夜里把他俩接到我们代表团住地来，要绝对保密。我去将这两位同志接到办事处，住了几天。董老亲自安排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给他们换了装，买好火车票，送他们去上海。然后由上海乘飞机去北平， 由北平军调处安排送他们到延安去。按照董老的精心安排，这两位同志安全地到达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