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董老的一生与湖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历史，与党的发展历史都是分不开的，要从湖北整个革命历史的发展来看董老。

湖北地处祖国内腹，万里长江横贯东西，京广一线直穿南北，是南方水陆交通枢纽，俗有“九省通衢”之称；北有武胜关，南有城陵矶为其天然屏障，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武汉一向是敌人统治的一个中心，白色恐怖的一个重点，军阀混战的战场，人民必然遭殃；敌人压迫愈深，人民反抗愈烈。辛亥起义发生在武汉，从这里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原因就在这里。湖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决不是偶然的。

董老与孙中山先生是同时代的人，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他参加了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一名战士。但是，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天性的不足，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在激化，革命在继续，人民在斗争。

一九一九年，终于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是高度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高度的民主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展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新方向。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阿芙乐尔舰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使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黑暗摸索中看到了光明，从此开始谱写自己的历史的新篇章——走俄国人的路！

辛亥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懂得了跟资产阶级走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新的出路何在呢？人民群众的斗争，促使他们去继续寻找革命真理和救国方略。十月革命的炮声，使进步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真理，救国的良方秘诀。五四运动首先从学生运动开始，继而发展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推动了革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北京的五四运动；陈独秀领导了上海的五四运动；毛主席从北京赶回湖南，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周恩来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董必武参加了上海的五四运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领导和参加了各地的五四运动。五四革命群众运动又促使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董必武就是这样由一位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变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的。董老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总结了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的革命斗争经验，毅然决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董老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前进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动摇过、退却过，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

正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发展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董老懂得：要革命，就要唤醒民众。所以，他在研究马列主义的同时，以办报和办学校为基地，宣传马列主义，唤醒人民群众，为革命培养人才。

私立武汉中学旧址

一九二〇年，董老就节衣缩食，四处奔走，发起创办了武汉中学。毛主席、何叔衡在长沙创办了湘江中学。要革命，就要培养革命人材。武汉中学和湘江中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干部，在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湖北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干部呢？就是有董老创办的武汉中学，和他任教的其他几所学校，以及大革命期间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从广州搬到武汉的)。这些学校里两湖人多，我们华容县有不少人进了武汉中学，有一些学生就是在这里入团、入党的。还有一些大中小学校，是由党组织派干部去领导，在那里进行革命宣传。正是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革命种子，然后播送到广大的农村，又通过他们在农村办教育培养革命力量。湖北之所以开辟了三大革命根据地，向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红八军、红二十八军及二军团等军输送了大批干部，与董老办教育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黄安为什么改名为红安呢？仅那一个县就出了三百多个将军。这个县是董老的故乡，董老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在那里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就叫时势造英雄，群众造历史。

董老从早期创办武汉中学开始，以及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他都注意培养干部，训练各方面的革命人材。在中央苏区时，他担任党校校长，从事培养党的干部的工作。他要求很严，亲自讲课，制定教学方案，检查学习效果。长征到延安后，他担任红军大学四大队的政委，仍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抗战开始后，他从事统战工作，仍把培养党的干部放在首位。仅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一年之余的时间，他就派人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如湖北省委新党员训练班，七里坪、汤池、鸡公山训练班，等等。教育不能仅拘泥于学校，各方面都有个教育问题，只是主次不同。董老不仅是我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也是我党一名忠实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在为我党我军培养人材方面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 二 )

一九三二年董老从国外回来。这年十一月间，开完宁都小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决定我去苏联治腿和学习。我去瑞金中央组织部任弼时同志处，有幸第一次会见董老。因刘伯承同志调前方任参谋长，要我接办红军学校，去苏未成。于是我在瑞金跟董老同在地区工作。到了长征时，我和董老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董老的革命历史很长，他在自己的革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长征路上就是典型的一例。

党内四老：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同志把我党有名的四老以及其他老同志都交给了我，要我负责保卫他们，帮助解决他们在长征路上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周恩来同志在交待任务时严肃而又有趣地对我说：这一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没事；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恩来同志对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是如此地爱护。

长征路上很艰苦，天上是飞机轰炸，地上是兵追炮击，每天要行军打仗，食宿确实困难。他们都是年迈力衰快近花甲的老人，走路、食宿就更为困难，但他们不要特殊照顾。我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匹马，他们很少骑。董老总是拄着一根棍子自己走，不是让马驮书，就是驮粮食，或让给伤员骑。长此下去当然是不行的，我几次劝说都不成。后来我急了，就不客气地对董老说：“你不骑马，我就把你的鞋脱掉。你们要绝对听我的指挥，否则我的脖子就发痒。”我边说边摸着脖子。他们几位老人都笑了。一方面军有一、三、五、九四个军团，我是九军团的政治委员，许多同志平时都爱叫我“小老九”，这时董老风趣地说：“那就让它痒吧，小老九！”我说：“那可不行，痒长了就会掉的，我还要保护着它迎接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呢！”

漫长的长征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行军、打仗、宿营这些姑且不说，更突出的是遭受到饥饿的威胁。随着时间的延长，每人背的粮食尽管怎样节省也都吃光了，剩下只有找野菜充饥。

我几次要到部队去找粮食，董老等都不同意，说部队要打仗，没粮食吃更不行，我们可以克服一下。但是长期没油没盐的野菜生活，很快使老人们因营养不足而消瘦虚弱起来，每人都是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色蜡黄憔悴。尽管这样，可老人们走到那里都是乐呵呵的，在行军途中和宿营地，他们爱谈论古今中外的历史和诗歌小说，乐观地展望革命的未来，还常常借用见到的绮丽的自然风景赋诗吟唱，他们真是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看到这些特殊兵，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这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呵！我只好独自决定到后勤部去搞了一些牛肉粉和干羊腿，给每位老人送了四只羊腿和两袋牛肉粉。我要老人每天吃二两牛肉粉，和野菜掺合着吃，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地改变了几位老人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身体虚弱的症状。

为了对付蒋介石和自然界给我们造成的极大困难，我们在过雪山草地前都进行了战前准备和检查。首先是检查马匹和实行轻装。在检查中发现董老的马有问题，马背磨破了，有股腥臭气，就给他换了一匹。检查到徐老的马，马高，他只把衣物轻装，但一本书也舍不得丢，全由马驮着，宁可自己步行。我不同意，要把书烧掉，这可把徐老急了，他说：“长工，你要烧我的书，我就和你拼了！”后来董老进行和解说：“长工，你把他的书给每个战士分一本，不就都带走了吗？”这样才打开了“僵局”。出发前我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双球鞋，一件羊皮背心，一顶防鸡蛋般大的冰雹的帽子。他们高兴地说：“长工，你真是‘活神仙’，‘活神仙！”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这些老同志，经常问我，老同志有什么想法。我说，他们和你一样，争取长征早日胜利。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进，我的这项特殊任务就算完成了。

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董老在延安担任了“红大”(后称“抗大”)四大队政委。那时我是四大队十一队的队长。我们队的主要成员是来自杨虎城、张学良二将军的部下军官，和从上海等地来的秘密地下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女生排。董老对我们这个队很下功夫，特别是非常注意改造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他一个个地找他们反复谈心，讲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讲民族危亡，希望他们以团结为重一致御外敌；也向他们揭露蒋介石的投降卖国主义政策。由于董老的教育，加上我们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使这一批人在后来的活动中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干脆举兵起义。后来通过国共谈判从南京的监牢里放出的一批“政治犯”，也编在我们这个大队里，叫“特别班”。董老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审查和教育、分配工作。董老工作很细，这并不是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同志，而是怕敌人借机派特务钻到我们内部来，也怕有叛徒混进来，所以要一个一个地调查他们的入狱情况，在狱中的表现情况等。董老常常晚上工作到深夜。

我们抗大在延河北面的青龙山下，对面就是宝塔山。董老每星期向学生讲两次课，七百人听讲，实际要来二千人，延安也来人。董老讲党史，谢老讲政法，徐老讲文教及社会科学，林老讲财经。他们每次讲课四十分钟，中间休息二十分钟后又继续讲。那时条件差，没扩音器，学生就三方面围起来听。

董老是我的老师。他含默少言，讲话严谨，但内容丰富，发人深思，显示出了高度的理论修养、政治素养、生活涵养。他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在党内从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地位，是我的一位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