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和乡亲们在一起

红安是李先念同志的故乡，是他长期战斗并多次视察过的地方。故乡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故乡的城镇乡村，无不铭记着他的关切之情。他为红安的革命和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

李先念同志是从红安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去的上千名出类拔萃革命人才中的优秀代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其最初的6年是在红安度过的。他是红安革命的先驱和骨干，他的名字同红安革命初期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先念同志1909年6月23日诞生在黄安(后改称红安)县高桥区李家大屋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25年在家乡学木工时，受到由董必武同志亲自组建并派遣回乡开革命宣传活动的党的黄安工作组的影响，开始投身革命，不久便成为高桥区九龙乡农民革命的领头人。

大革命时期，他一马当先，以乡农协常委的身份，把青年农民组织起来，以冲担、铁耙为武器，到处捕捉土豪劣绅。一时间，附近各乡的豪绅地主吓得不敢露面，有的甚至弃家而逃，就连拥有武装保镖的高桥区大地主吴立久，这时也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吴立久是大地主吴铁成之子，李先念小时曾在他家的杂货店当过学徒，没少挨他的打骂。吴立久为了既保住自已的性命又保全家中的财产，托人给乡农协送信，请李先念带领农民到他家喝酒，以为这样李先念会放他一马。李先念却坚定地说：“酒要喝，人要捉！”于是，农民们涌进吴家，捉人治罪，罚酒三餐，好不威风。从此，李先念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地主怕他、恨他，骂他青面獠牙，不讲情面；而农民则敬他、爱他，说他革命坚决，有胆有识。

1927年秋，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黄安，武装暴动的烽火立即在这里燃起。李先念带领本乡的农民先后参加了黄安“九月暴动”和著名的黄麻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起义中诞生的工农红军鄂东军在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死伤200多人，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又被敌军占领。12月下旬，工农革命军余部向黄陂木兰山转移途中，在高桥区作了短暂停留。县委负责人向在当地活动的李先念同志交待任务，要他继续在高桥区南部坚持斗争，并问他有没有信心。李先念同志毫不犹豫地说：“请县委放心，有我李先念在，就有这里的党在，就有这里的革命斗争！”后来，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活动了3个多月。这段时间正是高桥区形势最严峻、最险恶的时期，国民党出几百块大洋悬赏，扬言要砍李先念的头。李先念拍拍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想不到这东西这么值钱。为了摆脱敌坐探的监视和“清乡团”的跟踪，李先念避入红马寨，白天蹲在山洞，靠他二嫂和姐姐送饭填肚子；深夜下山开会搞宣传，杀反动分子。就这样，李先念同志同其它党员干部一道，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县委交给的战斗任务。

1928年秋，李先念同志率领游击队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3次反“会剿”斗争。1929年底他奉命转到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巩固和扩大黄安中心苏区，决定将黄安县南部的4个区和黄陂县东北部的4个区合并组成陂安南县，派李先念同志到该县任县委书记。在同月召开的全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同志又当选为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陂安南县初创时期，外有敌正规军的频繁进攻，内有民团、枪会等地主武装的骚扰破坏，加之新区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尚未进行，群众还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工作千头万绪，斗争艰险复杂。县委成立后，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先导，结合建政和打土豪、分田地，推动其他工作开展的方针，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迅速打开了陂安南县的革命局面，受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表扬。同年9月，陂安南县还被评为鄂豫皖特区拥护红军模范县，特区《列宁报》还刊载了该县工农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的事迹，号召特区各县向他们学习。

1931年10月17日，李先念同志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领导干部要带头报名加入红军”的指示，在庙咀湾主持召开陂安南县“扩(大)红(军)大会”，会后亲率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入伍后，李先念同志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从此，李先念同志开始了他九死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

故乡的战斗生活，是李先念同志漫长革命征程的光辉起点。6年中，他为红安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为红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光辉名字和业绩，将永远铭刻在红安革命斗争的历史丰碑上。

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李先念同志曾多次重踏故土，重饮故乡水，先后以红军团委、师政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前中原军区司令员、后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的身分，在红安参加和指挥过10多次重大战役、战斗，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二

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同志先是担任湖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1954年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此后一直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繁忙的党务、政务、国务活动中，李先念同志仍眷恋着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民。他先后于1953、1960、1963、1979、1988年5次回乡视察，并多次在北京和武汉接见红安干部群众代表，对红安的各项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给故乡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难忘的教诲。

李先念同志非常关心故乡的群众生活，无论是回乡视察，还是在北京和武汉接见干群代表，他总是要问：“群众的粮食够不够吃？”“每人能吃多少油？”“隔些时能不能吃点肉？”“冬天缺不缺棉袄、棉被？”等等。对烈军属的生活，李先念同志更是关怀备至，经常打听他所了解的烈士亲属的情况，问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困难，问全县的烈士亲属有多少是困难户，优抚费是否落实。他不只一次地对县委负责同志说：红安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大哟！一个40多万人口的县就牺牲了十四万人，真是血水成河。那时，群众支援革命，什么都拿出来了，把我们当他们的亲儿子。他们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疾苦，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那就对不起他们，就是忘本！1960年秋，他第二次回乡视察，一下车便问县委负责同志：“去年受了灾，群众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如实作了汇报。第二天，他到二程区搞调查研究，有人反映说有些地方因缺粮吃而饿倒了一些人，他听后非常难过。在他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迅速从外地调来了粮食，及时解决了缺粮户的困难。

1963年冬，李先念同志第三次回乡视察，3年前故乡群众的缺粮状况仍装在他的心中。同地县领导座谈时，他竟能完整准确地复述1960年他回乡时县委汇报的全县各地的缺粮数字，以及他到二程区搞调查时所掌握的有关群众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座谈会后，他视察了乡村，还到石家田李家大屋看望了乡亲。在旧居门口，他同乡亲们同坐一条板凳，亲切交谈，问他们吃多少粮、多少油，日子过得怎么样。群众回答说：劳力多的家庭每人能分谷650斤、食油8斤，劳力少的家庭能分谷480斤、食油6斤，日子比3年前强多了。他笑了笑说：“大口小口，3担6斗。你们超过了这个数，不错，不错！”1989年秋，县委派代表到北京看望他，当听到“全县95%以上的农户吃粮有余，绝大部分家庭不缺油吃，有些家庭年人均吃油达到20多斤”时，他高兴地站起来说：“好！好！就这样干下去。吃穿住解决了，还要有钱花，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李先念同志非常重视故乡的经济建设。他说，老区本来就穷，不努力发展生产，集中精力搞建设，面貌依旧，群众的生活一辈子也好不起来。1953年秋，他首次回乡视察，在县委主持召开的扩大干部会上，他以“加强经济建设，壮大经济实力”为主题，作了一个上午加半下午的报告。他说：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很多，但归纳起来，根本的就是要进行经济建设。早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就指出，必须把土地改革搞好，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过去几年，党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上是对的，现在各项改革完成了，遭受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抗美援朝的战争也结束，应当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断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指示全县农村都要尽最大努力发展生产，改进工具，改良耕牛、种子，做到深耕细作，力争丰产丰收。针对当时有些区乡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军烈属爱摆老资格，瞧不起年轻干部，使年轻干部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生产时常碰钉子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语重心长地说：老同志在战争年代有功劳，这不错，党知道嘛，人民知道嘛！但不能把功劳挂在自己的嘴巴上，成天当喇叭吹呀！年轻干部怎么不好，人家有文化，精力充沛，工作起来有朝气。当然，年轻人经验要少些，这有什么关系，你们年长的有经验的帮一帮就是了。我22岁当县委书记和县政府主席，24岁当军政委，26岁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也很年轻嘛，不也干过来了。总之，不要摆老资格，要支持年轻干部，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

他步行到当时正在兴建的马鞍山水库工地，慰问奋战在工地上的干部民工。他说：我们红安这个地方最怕老天爷不下雨，修水库就是同老天爷作斗争，就是向旱灾要粮，要多修，并修好，还要注意节省土地。在他的教导下，从那时开始，红安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到现在全县已修建各类水库100余座，80%的农田旱涝保收，近几年粮食产量在5.5亿斤上下浮动，相当于解放初期的3倍。

1954年春夏之交，湖北发生特大水灾。8月5日，调到中央才一个多月的李先念同志对红安防汛和农业生产放心不下，给县政府写信，询问“过去修建的水库今年是否已全部修整，在今年大雨的情况下是否有倒塌的危险”，要县政府回信将情况告诉他。信中还对农副业生产作了重要批示。他说：目前，从全省来说水灾是异常厉害的，红安虽无大的灾荒，但由于我们农村尚未全部组织起来，我们的家底还很薄弱，为了使我们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化，为了支援重灾区的农民弟兄，在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坚决地增产粮食，争取大力种植晚秋作物，如杂粮、白菜等。其次建议多种桐树、油茶、茶叶、蚕桑等经济作物，同时应号召全体农民多养家畜如猪、牛、羊、鸡等，池塘内也应多养鱼，因这种收入也很可观。他要求县委、县政府将农村的实际情况经过研究后，经常给他写信，使他能及时了解故乡的情况。

1979年5月，年届古稀的李先念同志第四次回乡。陪同的省委领导考虑到在红安停留的时间很短，怕影响他休息，没有安排视察农村的活动。他不愿意，非要县委的同志带他去看小麦和杉树。车到二程公社刀背岭大队林场，县委负责同志请李先念同志看杉树。这时省委的同志也赶来了。这位领导责怪县委负责同志不该将李先念同志带到乡下来。李先念同志立即插话为县委负责同志解围。他向大家招招手说：“来了就看，不谈别的！”看到大片已成材的杉树，李先念同志非常高兴。他说，东北杉树大约80年才能成材，我们这里只要12年就行。要下狠功夫，多栽杉树。马尾松来得慢，要逐步加以改造。适宜种果树的地方还要种果树。他问县委负责同志，像这样成片的杉树，其他公社多不多，县委负责同志向他作了汇报。他说，绿化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群众都支持，关键在领导，要推广这里的经验。山上要栽树，路边要栽树，房前屋后也要栽树，人多了难办，树多了才好哩！

1979年李先念回红安视察二程公社林业基地

对故乡的茶叶生产，李先念同志也十分关心。1988年4月，他第五次回乡，提出要看茶园。县委负责同志陪同他视察火连畈茶场。在茶园，县委负责同志告诉他，近几年县里生产的绿茶除满足本县市场销售外，每年要出口30多万斤，今年有把握出口50万斤。李先念同志满意地笑了。他说：我小时，我们这个县本地产茶很少，人们喝的茶都是从安徽省六安县贩来的，叫六安末子。现在你们改写了历史，红安人喝上了红安茶，还出口创汇，不错，不错！他嘱咐县委领导和茶场干部，不仅要多种茶，还要种好茶，要请专家教授指导，依靠科技上档次，创名优，这样才能多赚钱。

这次回乡，是李先念同志最后一次回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他兴奋不已，不知疲倦地视察、座谈、接见乡亲。他有问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直到深夜10点多钟，还找来县委负责人，了解乡镇企业和烈军属生活情况。在县委客室一号楼会议室，他同地区和县乡干部座谈，共商红安建设发展大计。他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到底，不能动摇。农业方面，红安过去搞得不错，还要继续重视，不能放松，“民以食为天”嘛！要珍惜土地，滥占一亩土地就等于谋害3条人命。红安工业基础较差，这些年有进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光懂得这个道理还不行，还下决心抓，抓地方工业，抓乡镇企业，抓出效益来。教育是件大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要重视，要舍得在娃娃身上投资，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

李先念同志生病住院期间，还惦念着故乡人民群众，故乡的建设事业。在逝世前的25天，即5月27的下午，他在医院插着氧气管还接见了红安县委副书记耿协楠同志。他关心红安的铁路、公路建设，关心红安的工农业生产，关心红安的绿化、教育和计划生育，再三叮嘱要搞好红安老区的各项建设，让群众早日富裕起来。

李先念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热爱故乡，关心故乡，但从不对家乡和亲属开“小灶”、搞特殊化。1970年，他的亲侄儿受大队的委托，到北京找他要拖拉机。他说：拖拉机有，但我不能给！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嘛！他要侄儿回去告诉大队、公社，今后不许任何人找他要东西，否则一律不接见。五六十年代，有的亲属、乡亲想通过他到城里去安排工作、当干部，他总是微笑着说：我没有那个权哟！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我口袋里掏出来的。1979年回乡时，他的侄儿、侄媳、侄孙、外甥等从各地赶来看望他，要求同他合个影，他满口答应了。照完像，他当着随行人员和省、地、县负责同志的面，风趣地说：“可别拿我的照片去招摇撞骗哟！”亲属中有个别人原想乘机找份工作，见他的口气还是过去那么紧，只好打消念头。从全国解放至1992年6月，李先念同志的亲属没有一人是以他的名义照顾安排的。他的姐姐、侄儿、侄媳等，一直生活在农村，和当地农民群众一样，靠种田过日子。

李先念同志说：对贫困地区尤其是革命老区，国家给些扶持和帮助是应该的，说明白一点，这是向老区还债嘛！当然，老区要致富，主要是靠自己，靠自力更生，不能有依赖思想。他勉励红安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过去“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革命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把红安建设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李先念同志的谆谆教诲，成为鼓舞全县干部群众的巨大精神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红安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使红安由经济落后的山区贫困县在综合经济实力上，跃居全省山区县市十强中的第三位，倘若李先念主席九泉有知，对故乡红安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1979年，李先念回红安与乡亲们在李家大屋前合影

注：本文选自《红安文史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