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队能打仗吗？

1975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父亲调任中央军委顾问。但任命书是以“通知”形式下达的，这在军队高级干部中绝无仅有。父亲说，通知就是让我知道，什么时候上任，自己确定。

1977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进京看望徐向前元帅。徐帅跟父亲讲：你是指挥打仗的，把你调来就是让你到全军走走看看。现在说的都很好，但军队究竟能不能打仗？我们心里没数，你说的话我们相信。父亲带着使命，下部队调研，就一个课题：军队能不能打仗？

父亲调查研究了全军各军兵种的十几个基层单位，包括优秀模范的，发生问题的，以及一般的三类。我有幸遇到父亲检查“硬骨头六连”前一天的情景，那是1977年5月，父亲来到杭州，我在筑桥机场空军工作，抽空到父亲住处，正巧碰到南京军区詹副司令带着一军的军长、政委来看父亲。估计他们要谈工作，我就主动到隔壁房间，但他们讲话声音很大，我听的清清楚楚。詹副司令说：“老首长来了，请多作指示。”父亲说：“我不是来作指示的，是检查问题的。”詹说：“请一军的军长、政委给老首长汇报一下情况。”父亲说：“不需要汇报。你们汇报的情况我早就知道了，我想了解的情况，你们也汇报不出来。”停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现在工作都很忙，不需要陪我，你们回去抓好工作落实。”十几分钟就结束了，送到楼梯口父亲还风趣地讲：“老詹啊！你是个老战士，什么时候也不许搞弄虚作假。”詹大声说：“那不会，请老首长放心。”

第二天一早四点钟，父亲带工作人员坐车去了“硬骨头六连”。车到营门外停住，父亲叮嘱吹起床号后再进营区，自己下车朝连队走去。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戴红领章帽微，分不出职务高低。来到猪圈问饲养员：“猪养的够肥，每周能杀一头吗？”“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数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检查从兄弟连队借来三头，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

起床后，父亲来到战士宿舍，看到被子方方正正，像熨斗熨过一样，摸了一下有些潮湿，嘱咐战士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回答：“那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有首长要来检查。”

早饭后，各级领导赶到六连，父亲劝说他们渐渐离去。他再与连队同志开座谈会，分别召开干部、老战士、新战士三个座谈会。会上没有领导参加，连队干部战士畅所欲言。调查中父亲发现连队训练中有不少掺假的东西。比如：一部分练射击，一部分练投弹，一部分练其他课目。专为不同的表演而操练。个别成绩不好的，上面来参观时，干脆不到训练场。当六连按预先准备给父亲做军事表演时，父亲出了个题目：以连为单位进行防御土工作业。六连干部很为难，如实回答：“报告首长，没有训练过。”

“硬骨头六连”是全军的先进模范连队，当年各级领导都题了词，各大军区领导都带队来该连参观学习。父亲碰到一些熟人，主动问他们来学什么？发现什么问题没有？都是有组织来的，谁也没敢说话。父亲当着各级领导的面说：“硬骨头六连”过去是个好连队，思想上、作风上、军事技术上都是过得硬的。但是现在只竖了一面政治红旗，作风和军事技术基本上丢光了。假如你们再不把作风建设和军事技术抓上去，这面政治红旗也是保不住的。

之后父亲乘火车去了南京，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携军区领导班子到车站迎接。父亲站在车厢的扶梯上，还没握手，就指着军区司令说：“你这个司令是怎么当的？硬骨头六连在眼皮底下弄虚作假你都不知道！”说得这位司令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所措。这是事后，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亲口说的。王局长还说：老首长一点面子都不给，这么多领导在场，等上了车慢慢说不行吗，人家也是大区司令啊！

还有在济南军区调研后，当面批评当时的司令员，说：“你长的又白又胖，又不下部队，怎么能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呢？！”这就是父亲一贯的工作作风，对干部严，对高级干部更严，而且不留情面。

回到北京，父亲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汇报调研情况。一见面叶帅就说：“老王呀，下面对你有些意见呢。”"父亲说：“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告的状吧。”叶帅说：“我们照个相吧。”以此来表示对父亲工作的支持。（可惜当年是用的一次性相机照的，时间一长就看不清楚了。）

父亲最终的调研结论是：军队不能打仗。突出的问题是：训练方法已不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父亲常说：“敌变我变。”现在敌人已经变了，而我们还未改变，还是四十年代的训练方法，将来打仗一定吃亏。针对父亲的调研报告，军委决定1978年全军开展“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大练兵运动，一度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为1979年对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年父亲和方毅副总理率中央慰问团赴云南前线。从记者的照片中清楚地看到父亲发自内心的笑容。

一个老将军，最高兴的莫过于部队打了胜仗。

二、农民家里有余粮吗？

父亲出身贫农，深知粮食的重要性。1965年9月，父亲带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到山东周村孟家埝村，工作队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钱，每月4两油，而且是分散在农民家里用餐。工作队考虑父亲身体情况，想让他单独开伙，可父亲说啥也不肯。有个大娘给父亲煮了几个鸡蛋，父亲不吃。他说：“老嫂子，共产党的干部是讲平等的，我一个人吃鸡蛋，还有几十个人咋办？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要带头执行纪律，你也要理解我呀！”父亲严格按中央要求，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孟家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开始老百姓都称呼父亲为“领导”“首长”，后来直接叫“老王同志”“王大爷”。当时“左”的倾向十分普遍，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上纲上线;工作队不抓生产，津津乐道空谈政治。父亲对这样的社教产生疑虑，明确指示工作队：“当前是农忙季节，为了不误衣时，向群众宣传政策要利用空隙时间。”他要求工作队员要实事求是，细致扎实，不许搞逼、供、信。由于父亲抵制了社教中的极“左”倾向，孟家埝的农业生产搞的很红火。工作队离开时，村里很多人含泪到车站送行。之后，又派人到济南家中看望父亲。

父亲常讲：“民以食为天”，农民好不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农民富不富，要看家里有没有余粮。

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搞得热火朝天，父亲专程跑到大寨农民家里，发现家里只有口粮，没有余粮。他如实向中央反映了情况。

父亲下部队，跑基层，经常是坐吉普车跑长途。那时候的道路状况和车况跟今天无法相比，一天下来浑身是土。父亲患腹主动脉血管瘤，当时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医生最反对乘车跑长途，又疲劳、又颠簸，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大出血，无法抢救。父亲不听医生的劝说，不仅跑部队，还到农村工厂，为经济建设向中央提出建议。父亲深知战争的后盾是经济，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28日，父亲署名给中央建议“怎样尽快把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搞上去”。12月29日当时的主要领导华国锋主席批转政治局同志参阅。

从父亲建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个老将军对“四化”建设的急切、焦虑心情。问题一针见血，建议具体明了。特别对农业提高粮食产量的四点建议，至今仍有指导作用。

三、“上海民兵指挥部”合法吗?

文革期间，父亲离职休息，没有任何权力。但父亲说:“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有说话的权力。”他在上海，得知上海市革委会民兵指挥部凌驾于上海警备区之上。当即表示:这是非法组织。他把上海警备区的一名领导和上海市革委会的一名领导叫到南京军区延安饭店，气愤地批评他们说:“你们身为中央委员，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父亲随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不久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取消。（注:“民兵指挥部”是“四人帮”在上海搞的非法武装。）

四、样板戏真实吗？

文革期间，样板戏一度占领了整个文化阵地，父亲对此颇有看法。一次在中央开会，吃饭与江青同桌，父亲对江青说:“你那个红烧肉再好，总不能让我天天吃吧？”以此比喻单一样板戏单调乏味。

父亲还到样板戏《龙江颂》所在地调查，说当地支部书记是个男的，自从演了样板戏《龙江颂》之后情绪低落，工作受到影响。父亲给中央写了报告，据说报告转到江青处，江青批示:“唱腔的需要。”父亲因此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的帽子，福州市大字报满天飞。

五、可以“下不为例”吗？

父亲当兵早，资历老，下部队调研经常遇到老部队盛情接待。父亲历来反对迎来送往和请客送礼，但老部队常以接受批评“下不为例”来据塞。一次到某军，其前身是山东鲁中“老八纵”，父亲是首任司令员。部队领导见老首长来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父亲走进餐厅，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大盘小碟，放着茅台酒，便皱起了眉头，当场表示：“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规定，不论是谁都不能搞特殊化。”有位领导劝说：“这是大家的心意，首长难得回来一趟，我们下不为例。”父亲诚恳地说：“心意我领了，但下不为例不行，应改为现不为例！”在父亲的耐心说服和坚持下，酒席还是撤了。

父亲下基层搞调研，最反对前呼后拥、层层陪送。一次到福州军区某师调研，军领导同志专程赶来陪同，师里领导也准备一起陪同前往。父亲几次劝说都不行，最后父亲讲：“如果你们要去，我就不去了。”父亲语重心长地对部队领导说：“你们是顶头上司，你们往那一坐，人家不敢说话，我就不便了解到真实情况。我了解情况不是为了整你们，而是为了真正听到群众的呼声，让他们说出心里话，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改进工作......。”父亲就这样现场纠正后，乘吉普车到基层去了。

六、这些小事需要向军委反映吗？

父亲下部队搞调研，内容是十分广泛。他不仅重视抓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干部队伍的建设，抓教育训练，战备工作和后勤建设等大事，也十分关心同战士切身利益相关的“小事”。父亲常说：“基层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各级存在的问题。”“军队建设怎么样？拿这面镜子一照便知。”在父亲给军委的调研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映战士切身利益的内容。比如：东北部队营房比较差。很多营房年久失修，连队没有食堂，下雨天在连俱乐部（没有饭桌、没有纱窗）吃饭，冬天战士要戴棉帽子睡觉，脚冻裂了口子，早上打扫卫生是清除室内窗台上结的冰......

“连队工作比较忙乱。检查评比考核多，指标层层加码，任务多，时间紧，要求高，一刀切。战士只好加班加点，‘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干部不讲辩证法，战士忙的没办法，连队文化活动没时间，劳逸结合是个老大难。”

“部队发的袜子太厚，夏天没法穿;裤头穿在身上出了汗向上跑，行军时没法穿。”

“吃水、洗澡等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XXX团到了夏天吃水都有困难。”

我们兄弟四人当兵在外，每每休假回家，时常见不到父亲。父亲每年约三分之一的时间下部队、跑基层。记得在济南军区住在司令部大院，父亲时常一大早就跑到警卫连，到炊事班看伙食，天好还督促战士晒被褥。父亲常讲：“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做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瞎指挥的官僚。”记得父亲担任军委顾问时，有一年执意要去西藏，父亲患高血压和腹主动脉瘤，医生坚决反对，但又说服不了父亲。无奈之下，只好报告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伯伯亲自打电话给父亲，让他回北京有要事相谈，这才作罢。

1977年，父亲给叶帅写信，曾明确表示自己的经历和性格都不适合担任军委顾问职务。但在组织上没有作出新的决定前，父亲依旧坚持“在其位，谋其职”，调研到生命最后一刻。1980年下半年，为解决部队通讯装备落后的情况，与栗裕同志约好去四川看一民间工厂生产的设备能否用于部队。七月份，父亲自感身体不适，在北京医院检查报“病危”的情况下，坚持出院，最后在家中去世。他最后的调研没有实现，留下永久的遗憾。

（作者：王海波，王建安将军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