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凯，是红安县林业局的一个技术员。

二十八年前，陈慕凯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那时的陈慕凯是谨慎小心的。然而，在劫难逃，他到底还是被打成右派。原因可以追溯到那一年的秋天，一天，县百货公司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在购买当时尚紧俏商品苏联手表。一位领导叫他去帮忙排队，他拒绝了，当然，自有热心人去为领导解忧，事后，这个热心人问他：“你为啥要跟领导过不去？”

“我的信条不允我这样做。”

“你的信条是怎么讲的？”

“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替自己排队。”

“傻货，”热心人说道，“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但是领导过生日时，我去买过鱼，甚至在他家的厨房里刮过鱼鳞。”

“我没这个本事……我根本不会刮鱼鳞。”

两个月后，这番话被解释成抵制党的领导，于是，罪有应得……

经过这次波折后，陈慕凯才明白，他大大地失算了，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解解字谜，不去一份接一份地写改造思想心得，不去一小块一小块地在县城为自已的家庭争得地盘，反而各处林区东奔西走，勘察设计，画出一个个造林的草图，似乎那些已经荒了几百年的山岭，就不能再等上一两年，等调研员陈慕凯安排好个人的生活再说。

他始终没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始终没有学会“刮鱼鳞”。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夜晚，陈慕凯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起草着一份报告。报告的开头用了一个像对熟人那样的简单称呼：“先念同志……”

他在报告中写到，一九七九年李先念主席回红安时，曾提出，应该把山上的马尾松换成杉树，杉树生长得快，经济效益高。据此指示，县委已订出了计划，要在五年内把马尾松全部换种杉树。这样十年后，红安的林木总积蓄量将翻六番，达到五百万方，年采伐收入六千零三十五万元，红安就可一跃而成为富县。陈慕凯认为：“这个计划太简单，太完美，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分析了全县一百零八十万亩宜林区的土质和树种分布状况：“红安的土地并不肥，尽是石头疙瘩的山坡，坎坷不平的山洼和沙质土地。而杉树的生长需要肥沃的土壤。马尾松尽管成材率不如杉树高，但它却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得更兴旺、更皮实。此外，马尾松的树杈发达，在红安这个偏远的缺煤县里，几乎全县的烧柴都取之于它……”

接下来，陈慕凯又列举了许多论据。这是林业工作者在纵论林木。他在这里搞了三十年千辛万苦的勘察工作，他有权确凿有据地谈论这块土地。

他在总结中写道：“全县十二万亩杉树，由于土质关系，其中四万六千亩长成了小老树。而马尾松普遍长势很好，一棵马尾松年平均积五角钱的木材，一亩二百棵即有一百元，全县六十四万亩马尾松，管理好了，一年的积材可创六千四百万元的价值。年采伐收入也可达两千七百万元。实际上马尾松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因为有了新树种，就抛弃久经考验的马尾松，就像一个穷汉看见了一双皮鞋，为了买皮鞋，把衣服、裤子都卖掉一样愚蠢。”

陈慕凯写到最后两句话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他想了一下，把“愚蠢”这个词涂去，换成了“欠妥”。他又看了几遍，直到他看不出再有别的欠妥的词句了，才在落款处用繁体字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姓名。

信写好了，信封却没有封起来。对于自己微弱的力量，陈慕凯是不抱希望的。第二天，他把信交给了县委。

县委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

“一个调研员讲话这样大胆，简直是前所未闻！”有人议论道。

“国家主席有他的想法，我有我自个儿的。”陈慕凯平静地说。

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出格，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他也有他自己的关心和忧虑，尽管他似乎无关轻重。他在县林业局调研员这个小小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美好的感情，都献给了这个事业。

县委杨春生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说：“一个基层干部敢于对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异议，修正国家主席的意见，这说明了许多问题！许多好的问题！这里面有勇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水平，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他把信交给陈慕凯说：“你得很对，你可以把信封粘起来了。”

第二天，这封信被装进一个大信封里，用胶水粘牢，贴上了双挂号的邮票……

（摘自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 同一个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