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兴贵在田间劳动

傅兴贵是大别山人。他今年79岁，1931年当红军，1933年入党，参加革命工作60余年，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越过草地，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两次荣立二等功，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尽管他功勋卓著，却始终忘不了大别山。1951年复员后，他回到了故乡麻城。从那时到现在，32个春秋，他始终像大别山一样，保持着大别山人的本色，发扬着老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

农民本色不变

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无数革命先辈盼望已久的日子。就在这时候，在延安荣军疗养院工作16年之久的傅兴贵，出于身体健康原因，毅然决定复员回乡当农民。当他从延安来到湖北省民政厅转办回乡手续时，正好遇上他的老部下，时任优抚处副处长的肖逸山同志。肖逸山惊喜地见到老上级，考虑到老上级的功劳和身体，多方劝他到武汉某单位做领导工作。然而傅兴贵却恳切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享受，而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我脑部受伤，三伏天也少不了夹底帽，一看书就头疼，适应不了领导工作，还是让我回乡生产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吧。当农民是我早有的心愿。”一席话说得肖逸山激动不已。

傅兴贵回到老家麻城傅家塝。乡亲们既为他庆幸，又感到不理解。庆幸的是，他能在革命胜利以后活着回来。革命时期傅家塝出走7人参加红军，其余6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理解的是，傅兴贵出生入死干革命20年，有那大的功劳，不去享清福，却东转西转，依然转到这个穷山沟。因此，有的人说他“苕”，有的人说他“贱”，也有的人怀疑他当农民当不上岸，终久有一天会被上级接去的。可是傅兴贵对这些人的回答是：“参加红军前我是农民，今天回乡仍然当农民，农民是我的本色。参加红军是干革命，当农民也是干革命，我傅兴贵‘苕’‘贱’，就是要到农村‘苕’下去，当农民‘贱’下去，并要‘苕’出个名堂来，‘贱’出个样子来。”

傅兴贵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当农民确实当出了名堂，当出了样子。1951年他回乡时，土改刚刚结束，胜利果实已经分完。没有房子住，他就只好暂住在一间牛栏里。当农民要参加体力劳动，要和犁耙秒子打交道。歇了20年的犁耙秒子活，如今要重操旧业这倒确实艰难！加上他的身体不好，稍一劳累就头痛，晚上不能睡觉。但是，他没有屈服，没有畏缩，他想到英勇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想到家乡的贫困面貌，想到自己获得今天的……于是他咬紧牙关，像当年在战场上杀敌一样泼出命来干。功夫终归不负有志者。他闯过了劳动关，掌握了各种农活，逐渐成了种田能手。

这时他家种了九斗五升田，二斗五升地(共折合八亩)。田地不少啊！他起早摸黑，勤扒苦做，年年都获得好收成。1953年统购统销时，他带头给国家卖余粮1500斤，推动全村的统购统销工作，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傅兴贵的坚强革命意志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尊敬，人人争夸他是一位真正的农民。他先后被选上了互助组长，初级合作社主任，高级合作社社长，乡党总支书记，人民公社社长，县贫协副主席。尽管职务变了，但是他当农民的本色并未变。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不离开农村，不放弃种田活计。就是在离休以后，也不到城里闲住，依旧回到傅家塝村务农。他婉言谢绝了村党支部书记对他的照顾，争取到去全村最后进的大冲垸住点的机会。他在大冲垸的两年中，和干部群众一起，改良土壤，开发山丘，栽竹种茶，打井修塘，建造牛栏厕所，使这个长期吃“返销粮”的垸子，年均增产粮食12000多公斤，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开始走上致富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傅兴贵年到七旬，儿子病逝。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带领老伴、儿媳和三个年幼的孙子，承包了5亩3分田地和24亩荒山。犁田打耙，割谷插秧，样样活都亲自干，年年都获得超产奖。为了使全村农民从根本上致富，造福于子孙后代，他从本村资源贫乏荒山多的实际出发，倡议大力植树造林。他首先在自己管理的24亩荒山上开辟了植树战场。山上乱石多，挖一个树坑要费好大的劲，手掌磨出了血泡，他就包几层布片；体力支撑不住了，他就跪在山上挖。有次老伴找上山来，心疼地扶起他说：“黄土埋到了胸脯的人了，这样干为么事哟！”他笑着说：“前人栽树，后人歇凉嘛！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6位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就是为了后人过好日子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荒山成了绿林，几年来，傅兴贵在山上栽下1万多棵树木。在他的带领下，全村树木已达到40多万棵。70%的荒山得到了绿化。

 共产党员形象不变

傅兴贵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入党。入党近60年，他永葆一个党员的光辉形象。尤其是在复员回乡以后，他的这种形象更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那是在他离休后的头几年，市委组织部考虑他是老红军，将来总还是要接到城里居住，只给转个临时组织关系到村里。傅兴贵想：正式关系在组织部，那就说明自己还是属组织部直接管理。因此，那几年，不论什么情况，风天、雨天、雪天、冰天都坚持每月步行百余华里，进城到组织部交纳党费。但村支部开展的活动，他都按时参加。1979年，傅兴贵的年仅34岁的儿子猝然去世，这对他是个多么沉重的打击！那年他刚办完儿子的丧事，就因悲伤而病倒了。谁知这时正值得胜寨管理区党总支举办党员集训。要不要通知这位老党员呢？村党支部书记很为难：通知吧，他正卧病在床；不通知，他准会生气。最后，还是策略性地对他说了一声。支书走近傅兴贵的床边说：“你老注意保重身体，这几天我们到管理区参加党员集训，家里工作已作了安排，请放心。”没想到，第二天清早，傅兴贵步行10多里的山路，拄着竹棍按时赶到集训地点。所有党员都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动。总支书记递上一杯开水，激动地说：“傅老……这次你就不用参加……”傅兴贵回答说：“那怎么行！不参加党员集训，我还算什么党员？共产党内没有特殊党员啊！”一席话说得大家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傅兴贵不仅党的组织观念强，而且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按照政策规定，离休老红军享有优抚待遇，可以免交公粮和提留款。可是，他每年新谷登场，就把它晒干扬净，专拣上风头的沉实稻粒，装进麻袋运到粮店，在村中第一个带头交公粮。对于按合同向村里交的积累，他从来一分也不少。村干部多次真诚地说；“您老成年累月种田，这本来就使村干部和乡亲们过意不去，按照政策规定，公粮和积累就不用交了。”傅兴贵哪里听这些。村干部又请来上级党委做工作，仍然无济于事。他说：“土地是国家的，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公民种国家的田，就要向国家交粮，向集体交积累，这是应尽的义务。我不能成为特殊农户。”从承包责任田的8年来，他先后向国家交售粮食8026斤，油脂214斤，上交集体提留款790.55元。

傅兴贵对群众的利益非常尊重。他常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共产党员要关心他们，为他们多谋一些福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每月工资近200元。这些钱他除了自己留用一部分外，大部分都周济了他人。据了解，近几年共周济1500多元。开始，他觉得这样作爽利，能够给困难人家解决点眼前问题；以后发觉这不是长远之计。于是他就改为给贫困户送“羊礼”。这样既可以扩大生产门路，发展山区养羊事业，又可以促进贫困户致富。他家养羊不少，近十年先后送的“羊礼”就有37户47只。他在送“羊礼”时，常常对对方说：“我这是一点微薄心意，请收下我的‘羊礼’，将来能够大发‘羊财’”。几年来，傅家塝村的不少贫困户确实发了“羊财”。1982年，傅兴贵给村民陶绪全送去母羊一只，9年间已发展到73只，一年最少可以增加收入1000元。发了“羊财”的乡亲，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谁不说这是傅兴贵的功劳啊！

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丢

傅兴贵是有功之臣，吃好点，穿好点，住好点，多享受一点，照说是理所当然。特别是近几年，他养女出了嫁，养子自立了，侄子成了家，两个长孙都能自食其力，日子宽裕多了，真正具备了享受的条件。可是他不那样做。他说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还不富裕，我们这些人不能超越普通农民的消费水平，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有抽烟的习惯，在很长时间总是和当地农民一样抽九分钱一包的“大红花”。这些年虽有改善，但也是二角多一包的“魁星楼”或“当阳”。好点的“过滤嘴”香烟也买，只是用于待客。有的人说抽劣质烟对身体健康有影响。他说：“乡亲们能够抽我怎么抽不得，我怎么能够去‘越’那个‘格’。”穿的他不讲什么新款式、新潮流，依旧是那些早已过时的旧衣服，吃的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住的更不待说，是大别山区典型的“向三间”。这简朴的农舍，也是他自己动手建造的。他离休以后，政府要在市区给他建栋小洋楼，他坚决谢绝了好意。回到傅家塝村以后，大队党支部决定拨出一排牛栏基地给他盖房子，他觉得拆屋退基没是道理，拒绝了。后来村里打算在后山拨一块地基，他认为是三包面积，更不能占用。最后只好由他选定到垸中间的烂泥塘边。这烂泥塘，横在半坡间，伏天一塘臭，冬季塘底干，垸里人见了都讨厌。大队干部早有填平的想法，但由于忙，一直把这事搁置起来。动工时他不要任何人帮忙，挤出晚上时间挑灯夜战。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那口废塘填起了大半边。县里听说傅兴贵自己动手做房子，批给他红砖2.5万块。他见红砖砌墙与村里房子不一样，就让给了卫生所，自己用自制的青砖、土砖。

傅兴贵的房子建起来了。总共花费3800元，除去上级拨给的2000元建房费，尚欠债务1800元。大队党支部为此向县里写报告，要求追补。可是傅兴贵却截住不让送。他说要“知足”，这算是最大的照顾啊！

傅兴贵的动人事迹和高贵品质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重。30年前，他曾作为全国群英代表到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国庆四十周年，他又作为全国“永不褪色”的老红军代表，进京参加国庆典礼，与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今天，这位老红军仍不改本色，在大别山这块热土上，迈着他坚定的步子，撒播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种子”。这“种子”将在大别山上开出更加绚丽的鲜花，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