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红安籍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群体之一，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力量，同时，伟大建党精神也促进了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特征的形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继续学习和弘扬以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的光荣传统和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关键词：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伟大建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与红安（原名黄安）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伟大建党精神尚处于萌发阶段时，红安人就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早期组织。此后，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鄂豫皖三省多个地方党组织的成立，背后都活跃着红安人的身影。红安是大别山地区较早建立了党组织的县市之一，在28年的峥嵘岁月中，形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群体。探析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联系，既可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又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

一、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的定义及产生

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是指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红安籍革命者。

这个群体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董必武、赵子健、张国恩；有被称为军事家的李先念、陈锡联、秦基伟；有黄麻起义的领导者郑位三、曹学楷、陈定侯等；有鄂豫皖割据政权的建立者王秀松、徐朋人、戴克敏等，以及以秦绍勤、吴彩藻、林清芝为代表的22552名烈士……

兴学争先、崇文重教，是红安地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是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产生的原因之一。清朝时期，红安各大姓氏专门拿出学田，以此来资助家族中寒门学子考取功名。清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学政孔祥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恭报岁考德安、汉阳、黄州、武昌四府情形……，校阅四府文风，以黄州之黄冈、蕲水、黄安、麻城为胜。”这份奏折充分表明，“学”之于红安是一种独特而明显的文化传统，它使红安人文昌盛、学风浓厚，形成了接受新思想、接纳新事物、开放进取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土壤，这也是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保障。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在大别山地区以革命早、有学识而闻名，这一群体中的早期领导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不胜枚举。例如董必武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郑位三毕业于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今武汉科技大学）、曹学楷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今华中师范大学）、陈定侯毕业于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戴季伦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郭天民和高建斗毕业于黄埔军校……厚植沃土才能孕育参天大树，兴学争先才会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地域文化为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壮大到建立政权，这一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是无数个体勇于行动的结果，伟大建党精神在这一革命历程中也被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所践行。

（一）建党初期的敢为人先

早在1919年，董必武就通过湖北同乡李汉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又与同乡赵子健、张国恩一道，在武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董必武、赵子健自此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坚持的真理和信仰，走上了救国图强的道路。

1.创办武汉中学，为基层党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1920年3月，为唤醒民众，传授进步思想，董必武与张国恩、倪季端等人筹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又聘请赵子健等人来校执教。私立武汉中学招收的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周边省份的大别山子弟。监利县的早期共产党员陈步云、河南新县最早的共产党员王志仁、安徽金寨县最早的共产党员袁汉铭（原属河南商城，今属安徽金寨）都曾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董贤珏、王幼安、李梯云、王志仁、袁汉铭、熊少山、陈步云等武汉中学的学子，后分别创立了今红安、麻城、金寨、新县、商城、光山、监利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武汉中学也由此成为华中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华中地区得以生成践行的最早体现。

2.广泛传播新思想，为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有利条件

董必武除主持武汉中学的工作外，还到省立一师、省立女师、启黄中学等校任教，也到共进中学、中华大学附中、省立政法大学、武昌高师及其附中等校活动，宣传新思想。

赵子健在1921年初，受党组织及李大钊的委派，来到位于京汉、陇海铁路交汇点的郑州开展革命活动，是第一位在河南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在郑州铁路职工学校（铁路工人夜校）执教并任代校长期间，赵子健以教书作掩护，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工人运动，推动成立了郑州工人俱乐部，培养出了高斌等一批工人运动骨干。在京汉铁路大罢工运动中，郑州铁路工人率先拉响了罢工的汽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

董必武、赵子健除直接参与党的创建外，还较早的开展思想传播工作。他们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消化吸收后，又进行了二次传播，进一步把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的信念扩散到中华大地，为全国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夯实了思想基础。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星火燎原

土地革命时期，一大批红安籍革命者坚持党的理论指导，广泛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为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创建了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北伐军攻下武汉以后，红安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在鄂东北地区形成了大好的革命局面，至1927年上半年止，全县的党、团员由1925年的45名增加到218名，各地相继建立了党、团支部或小组。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红安地区率先爆发了“九月暴动”。后在潘忠汝、吴光浩和红安人曹学楷、戴克敏等人的领导下，于1927年11月13日爆发了规模更大的黄麻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此后，黄麻起义中诞生的队伍开辟了鄂豫边地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红安七里坪成立，后连续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的胜利，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运动推向了高潮。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总兵力达到45000人，根据地也扩展到4万多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

2.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时，这些住在山区里的农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提高群众的觉悟，广泛培养一批有理想、担使命、敢斗争、有信仰的无产阶级战士就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通江城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红安人袁克服任书记。此后，川陕省委书记一直由红安人担任，分别是周光坦、周纯全。中共川陕省委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开展党的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精神上的教育与传承。《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33年2月7日）提出：“各级党委会，应该有训练新同志的经常工作计划……党的训练班……在各种会议的充分的准备和最大限度的教育启发性……要进行韧耐性而有计划的教育工作……必须大批的提拔新的工农干部到领导机关来，帮助他教育他的工作。”

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县东皋书院考棚内创办了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培训的人员遍布全省，陈昌浩在《培养干部的提案》中要求：“川陕省委直接设办共产党党校。由全省每个党团县委各来委员一人。”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方针政策、军事和有关业务知识技能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教材主要有《共产党》《党员须知》《党章》《干部必读》等。期间，周纯全经常来校作报告，理论与实际结合得较为紧密。川陕省委党校作为川陕苏区武装思想的主阵地，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在这里得到了大力的宣扬，在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争当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发展，在以郑位三为书记的鄂豫皖特委领导下，红安地区相继成立了非常时期宣传委员会、抗敌后援委员会以及各界人民抗敌联合会等各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推动各阶层团结抗日。1938年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后，以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为基础又组建了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红安人罗厚福任大队长。六大队后在红安及其邻县边界地区相继创建了安礼、安麻、陂安南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鄂东北发展了一支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于1945年成立了以郑位三、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组成了6万余人的中原解放军。中原军区地处江、淮、汉之间，东南是南京、南面是武汉、西北是西安，东临平汉铁路、北控陇海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原军区一经成立即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国民党先后将47军、15军、41军、55军、26军、72军、48军等部队调往中原军区周边，从而对中原军区部队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形成强大的军事包围之势。1946年3月，王震代表中原局赴延安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当面告诫王震：“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1945年底到1946年6月，中原军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与国民党军发生了近千次军事冲突，直至中原突围，中原军区共牵制吸引了国民党30余万的正规军队。陈毅也曾说过：“中原突围，中央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甚至是牺牲李先念、郑位三。”以郑位三、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顾全战略大局，为其他解放区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和先机。

三、伟大建党精神促进了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特征的形成

1920年，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3位红安人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早期组织后，承载着伟大建党精神特质的思想就传到了红安。此后，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特质和行动实践就一直被广大红安人民所传承。“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的生动情景，体现的就是传承群体的广泛性。在不同职业、不同战线的广泛传承下，伟大建党精神也促进了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特征的形成和凸显。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磨砺出朴诚勇毅的韧性

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沿着唯物主义的道路前进，在认识论中引入实践的观点，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进行结合，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科学阐明了真理观的来源、本质和检验标准等问题。无产阶级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推崇的真理自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理想。真理观的引导、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上对真理的坚持和对理想的坚守，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在革命的洗礼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坚韧品质。

1928年10月，王秀松当选为中共鄂东特委书记后，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准备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的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一提议通过中央巡视员曹壮父转达给了党中央，要求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期形成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但是，当时被左倾思潮笼罩的中央没有听取这个正确的建议，不同意这个建议。同时指责当地红军在边界的割据是“寨子主义”。鄂东特委在深入学习中央指示的同时，根据工作实际，按照指示同豫皖各县联系，继续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而斗争。在王秀松领导的鄂东特委的努力下，割据地区进一步扩大，红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一级的工农政府，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工作较好的地区，已开始分配土地。1929年4月，鄂东特委改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鄂东北特委书记。为实现壮大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愿景，最终打出工农的一片天地，徐朋人领导下的鄂东北特委继续坚持向边界地区发展。在他的主持下，特委制订了“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英、霍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军事割据东由皖英、霍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为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最终发展成为鄂豫皖苏区打下了理论基础。

鄂豫皖苏区的形成，追根溯源，与王秀松、徐朋人等早期红安无产阶级革命者对真理的坚持和对理想的坚守是分不开的，在他们实事求是的工作实践下，这一精神特质感染和影响了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出于对真理的坚持，在残酷的“肃反”时期，朴诚的红安群众才勇于反对张国焘，喊出“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等口号；出于对理想的坚守，在往后二十余年的革命岁月中，红安党组织始终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光辉历程背后，闪耀的即是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朴诚勇毅的韧性。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激发了万众一心的品性

革命的本质，是为了摧毁腐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将中国人民压迫至绝望的边缘，将中华民族拖向灭亡的危渊。为了救国救民，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纷纷投身革命，前赴后继。但各种救国方案的失败，也不得不让人思考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革命斗争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在董必武的号召下，红安籍早期革命者把唤醒群众作为自己的使命，纷纷回到家乡兴办农民夜校。伟大建党精神随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起，在红安的土地上广泛传播开来，因而成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口中的“赤色县”。黄麻起义胜利后，在红安建立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个人民政权和第一支人民军队，曹学楷在成立大会上对台下的群众讲“……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曹学楷的宣讲引发了台下群众的热烈欢呼，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成为群众的一致目标，也代表了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的初心和使命。

每一次在革命陷入低谷时，红安群众都会尽其所有来支援革命，把支持革命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1930年5月30日，中共鄂豫皖特委于七里坪镇檀树岗村设立了红军招募处，红安人民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参加红军、拥护红军”的号召，每天自动前来招募处报名参军的青壮年络绎不绝，父送子、妻送夫参军上前线的感人场景在七里、紫云等区随处可见。红二十五军战史提到：“当部队在鄂东北坚持斗争时，群众没饭吃，宁愿吃树皮、观音土，甚至眼看着全家人一个一个的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正是因为军民团结、万众一心，广大革命群体才能矢志初心，勇担使命，广大人民群众才能顾全大局，拥军支前，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胜利并创造伟大成就。“万众一心”不仅是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缩影，更是红安“28年红旗不倒”背后的重要支撑。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彰显了不胜不休的血性

红安革命历史厚重，是大别山最早革命的地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群众基础非常牢固，为革命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就有22552名，是大别山地区烈士最多的县市。父子烈士、母子烈士、夫妻烈士、师徒烈士、兄弟烈士、满门烈士……在红安都能找到鲜活的案例，烈士群体是红安人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胜不休的血性最重要的载体。

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川陕后，国民党军队残酷执行汉口剿共总部对各军所下的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国民党八十九师进剿七里、紫云区，在桂家洼村时，敌人一次屠杀了300余人。在紫云黄龙冲杀害近1000名群众，填平尸体的山沟被称为“死人沟”，紫云区也成为了“死人区”。为追剿鄂东北道委，敌人在天台山屠杀2000余群众，制造了“平头岭大血案”，方圆60里地的天台山成为“无人区”。敌人对革命群众是集体屠杀，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红军战士、伤病员等则施尽了酷刑，往往采用比枪决更残忍的刀剁、挖眼割舌、剖腹掏心、火烧油炸等残酷方式。除屠杀外，群众的财产也损失巨大，紫云区来家河村原有房屋640间，烧毁464间；七里区天台乡1400余间瓦屋和茅房全部成为瓦砾废墟；全县房屋毁坏10万余间，抢走耕牛35000余头。然而，英雄的红安人民没有被吓到，在红安县委、鄂东北道委及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领导下坚决反击，二程区和河口地方武装在县境内毙敌、伤敌300余人；七里、仙居的赤卫军武装和当地群众配合红二十七师，在羊角山歼敌八十师一部。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龙川香受二师团3个陆战队和冈村师团野炮队向红安进攻，在八里湾，一日毁村70余个，杀死群众数千人，全县烧毁房屋6442间，拆毁民房800余间。县境内，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不断与日军进行战斗外，吴锡文等群众也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方式，不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烈士群体是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中的一个悲壮的子集。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骂红安是“赤色县”，下令通缉以董必武为首的92名红安籍共产党员开始，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漫长岁月中，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长期招致反动势力、帝国主义的极端仇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特质在时间的洗礼下，也激发了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不胜不休的血性，在革命史上留下光辉而厚重的印记，与这一特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锤炼了紧跟党走的秉性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的最好体现就是始终坚持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纪律。这在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中多有体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红安92名共产党人，县委被打散，郑位三毅然站出来重组了县委。土地革命时期，徐朋人提出要“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省英、霍边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军事割据东由皖省英、霍边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尽管这一主张被指责为“农民意识弥漫了党”，徐朋人本着对党忠诚、对党负责的本意，依然从大局出发，反复进行解释，这一主张对于鄂豫皖边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地区坚持抗日，建立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横跨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地区，拥有1300余万人口。被叶飞称赞为“在新四军各师中，五师发展最快，人数发展最多，有５万多人，应该研究，总结经验……”。在红安周边，罗厚福领导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也在坚持游击战争，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建起了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不负人民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大革命时期，红安籍革命者创办农民夜校，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土地革命时期，同封建势力作斗争，通过剪发放足运动解放妇女。抗日战争时期，通过修建“爱民塘”等生活设施，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红安籍无产阶级革命群体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的诉求放在心中，没有辜负人民的期盼。从１９２１年建党到新中国的诞生，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以他们的一言一行诠释着紧跟党走的秉性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

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各种形式成为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的言行引领，客观上促成了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特征的形成。而红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亦成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力量。两者相生相成，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桂敏为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赵斌为湖北大别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外联络部副主任）

来源：《党史天地》2025年第5卷第一期